​原生态保护重于博物馆展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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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12-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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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但火灸的方式不适合热征、阴虚者,则由于体内火旺,做火灸的话可能会加重内热而导致上火。一般来说,常常手脚心发热、怕热的人属于阴虚,肯定是不宜做火疗的。另外,皮肤敏感或是长有疖子、皮肤破损以及患有易出血疾病(如血友病、血小板减少、紫癜等)的人也不适合做火灸。孕妇、肿瘤、严重心脏病、糖尿病患者,血压特别高的患者也不能做。”李小芳护士长提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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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选自《凤凰周刊》第212期去年南方一本杂志进行一次“公众知识分子”的评选,时政、经济、历史学界的人物最为抢眼。

有位叫华新民的女士,保护北京四合院,位列其中。 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,一个没有。

现在,因为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首次大型展览,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一下子炙手可热,谁不说说这个话题似乎就落后于时代一样,于是,这个活动的策划人之一—田青的办公室挤满了记者。

田青今天热闹与他的恩师生前的寂寞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。

他的老师杨荫浏先生,在1950年极端困难的条件下,为民间艺人阿炳录制了二胡曲《二泉映月》。 几乎同一时期,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拿出了直到今天看了还叫人心痛的《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》,即“梁陈方案”。 正是对这个方案的否决,一个人类历史上设计最伟大的城市—首都北京,没有了。 梁思成想留住北京,他的愿望没有实现,许多年后我们知道他是对的。 杨荫浏要留住民间的声音,至少他留住了半个阿炳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他没有来得及记录阿炳所有的曲子,阿炳就死了。 我们没有办法说清楚一个城市重要还是一首曲子重要,这实在不具备可比性。

但是,梁思成是彻底失败了,而杨荫浏却部分地获得了成功。

“文化遗产”不论它是“物质”还是“非物质”,一样是我们的财富,为什么一直到2005年,更多地秉承了梁思成精神的华新民被媒体认可,而更多地秉承了杨荫浏精神的田青却还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呢?难道因为整个的社会经历了“唯‘物’主义”的教育的结果吗?要不是2005年12月田青被文化部任命为“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”的主任,并在上任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推进了《中国非物质文化保护成果展》,那么他的寂寞的时日还会持续很久。 像他一样的人文学者还要经受更多的悲壮而不为世人所知。

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,叫田丰。 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辞掉中央乐团的工作,一个人跑到云南,创办了“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习馆”。 他用4年时间,在云南各地寻访民间艺人和有歌舞天分的孩子,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学习传统艺术。

2004年因杨丽萍而火起来的《云南印象》,难道不是田丰努力的一个变种吗?而田丰却在这之前,劳累而死。 2004年夏天,我在苏州无意中走进了昆曲传习所,采访了70多岁的顾笃璜。 作为名门望族后裔,1981年他就将关闭数十年的昆曲传习所恢复。 20多年来,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昆曲人才,为昆曲申报《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,营造了一个活的民间环境。 2004年顾笃璜将50折的清代名剧《长生殿》搬上舞台。 他说:“在这个过程中,对剧本不改动,还保持了三个不变:音乐不变,乐队编制不变,表演风格不变。

地上戏的服装保持原有风格,天上戏的服装有所革新。

因此,整个戏给人的印象是‘比传统还传统’。

”可是,还有多少人默默无闻,却毅然坚定地走向民间。 当全社会在关注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时候,真的有必要写一部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史》,一个个如此挚爱我们的民族与土地的人们,在物质形态遭受巨大的破坏,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丧失依存的条件下,苦苦把守着这些遗存,为我们留下了遥远的农业文明的几颗艺术的种子,期待着有朝一日再次把它们唤醒。

2006年春天,它们被摆进国家博物馆,一夜之间,它们的生存问题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。 但是,这些展品与手艺,在不同的人面前展现出不同的机会。

官员们会忙着向国家财政圈钱,把民间千百年来传承的绝活儿精粹,放在政绩的砝码上掂量。

商人们会忙着向市场大把圈钱,以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名义,贩卖他们炮制的各种真真假假的产品。

但是,更多的民众,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文化环境是如此的丰富与美不胜收。

当更多的“自然之友”强调生态的时候,人文学者也一样在呼吁艺术的“原生态”。

许多人带来孩子,可是,我们能不能把对民间的向往放回到我们孩子的梦里?“原生态保护”还是“博物馆保护”?任凭它们自生自灭,还是抓紧开发利用赚取好处?问题提出来了,难题却一个接着一个!怎样把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不致形成“挚爱者失落、投机者满足”的结果,是摆在专家和全社会面前的一道大难题。 因为民众的呼声高了,政府支持的力度大了,市场的机会来了。

民俗村、野味游,还有几个是真的呢?不过,毕竟我们已经迎来了2006年的春天。

当有一天孩子们回到民间看到了比今天博物馆里更加鲜活的艺术,我想杨荫浏、田丰、顾笃璜们会感到幸福的。